巫与史的知识有效性或可信性，最终都在于解释因果关系，这是智能的内在要求。智能的两个基本功能是信息压缩与未来预测。自然信息量过于复杂，远超智能的处理能力，因此信息必须压缩。语言便是典型的信息压缩。同时，知识的最终价值在于预测未来，而未来意味着命运，因此预测未来就是生存的根本问题。随着生活与实践的丰富展开，不断积累的历史经验在信息量和参考价值上有着无限增长之势。

在古代条件下，基于天文、天象的历法就成为最优选项。历法通天而达人，贯通了天时与人间（人的生产与生活时间）。知天而利人的历法，有资格成为会通自然与人事、神话与历史、超越与经验的共同形式。历法既保持了“配天”的神秘性或巫术性，也成为理解和度量生活的历史形式，因此成为沟通神秘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制度化中介。

巫术开创了人类对世界自觉主动的系统化理解，建立了“解释”（interpretation）的概念，创造了人与自然对话或沟通的“互动性”，而且开创了知识的“系统化”。三者对于知识都有奠基作用。首先，解释产生了事物本身所没有的意义，使事物不再是外在的自在之物，而成为意识的内在对象。关键在于，意识对事物的解释就是为事物赋值，也就创造了意义，事物有了意义就成为听从意识“投射”计划（pro-ject）的“被投射”对象（ob-ject）。人类并非做梦一般突然获得主体性，而是通过创造“对象”折返生成了主体性（sub-ject）。

礼的仪式或可能部分来自巫术（李泽厚观点），但礼的实质制度大概率来自利益分配方式（荀子观点）；乐是一种艺术，显然来自巫术。乐者，和也，和生同心，要点在于以可共享的平等形式去产生平等经验，从而消解人间的分裂与冲突。两者各司其职而互补。理想化的大同社会的要义在于试图使礼的性质达到乐的水平。

巫术的两面——通灵和祈福——开启了两条心理路径。通灵路径后来也为宗教所借用，主要解释死的意义；祈福路径走向迷信，主要解释生的命运。弗洛伊德的反思心理学又发现了比巫术更深入的心理潜意识，那里没有显性的精神和灵魂，却有隐性的心结（complex），即潜意识里不可解的复杂纠缠，据说是压抑和抑郁的根源，而心结的爆发就成为不可控的心魔（hysteria）。

巫术最早透露了制度的一个秘密：制度的要义不在于必然做成什么事，而在于做事必须遵循规范并且制造话语（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此，制度首先确定“应然”（ought），而后才关心“实然”（is）。人们即使知道某种制度是无效率的，仍然会接受制度的规范，正如即使人们发现巫术并不经常灵验，也仍然尊重其规范仪式。巫术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已经预示了人文话语生产制度的运作原理和规则，即使人文话语与真实世界是错位的，它仍然凭借制度化（大学）以及专业化（学术话语）而被尊为知识，可见其巫术基因何等强劲。

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被设想为一个超时间的永恒世界，在那里，时间性被压缩为空间性，所有时态——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同时存在。这意味着，理念世界是一个完成式的“实无穷”（actual infinity）系统，未来在完成式的世界已经预先存在。无独有偶，一神教也承诺了完成式的时间以及实无穷世界，略有不同的是设定了上帝作为唯一最高实在或唯一理念。无论唯一理念还是最高实在，都必须是包含一切的完美概念，也就等价于无穷性。上帝能够遍历的无穷性必定是实无穷的，因此上帝占用了所有时间，未来已经提前存在。完成式的时间对于上帝而言平平无奇，对于人却是奇迹。未来虽未到达，但未来的消息已经提前泄露，人们被告知了历史的终结。对于上帝，未来是在存在论上已经存在的完成式概念；而对于人，未来是在知识论上的已知概念，但在存在论意义上需要慢慢等待。由此，一神教发明了“没有未来性的未来”（a future without futurity），即消除了不确定性与历史性的未来，一种事先有答案而不能自由修改的未来。此后所有类型的历史终结，都是没有未来性的未来。但假如走向未来概念的另一个极端，与既定答案的未来相反，变成一筹莫展的茫然未来，所有可能性都不确定，不仅没有想法，也没有方法，相当于高度增熵状态，那么就会以无出路或失去方向的方式定义了另一种“没有未来性的未来”。例如，当代世界一些人似乎不约而同地失去了创造未来的想象，也不再苦苦干等历史终结，什么也不等了，只“拥抱当下”。

历史思维曾经是一种充满人文自信的魔法。它不像巫术那样试图以现在时的魔法去召唤神灵，而是试图留住祖先的经验，携带祖先的过去时进入将来时，生生不息。历史全方位地承载了精神世界的所有意义，因此历史就是文明的所有行李。基于历史经验的知识模型虽远不能保证必然性，但比起巫术要灵验得多，然而原始初民仍然相信或许有立竿见影魔力的巫术。在时间中“慢慢等待”后效不是原始心理习惯，估计要一直到形成稳定的农耕经验，才培养起耐心等待未来的思维模式。农耕创造了可预期的未来，使未来变成作品（甲骨文“来”字是麦子，意味着可期的收获），于是无差别流失的时间变成“有未来性的未来”，即有计划可预期但没有必然性的未来（麦子有可能毁于天灾），于是时间成为成本。当人类经常成功地制造未来，时间性的因果解释就倾向于胜过巫术的空间性的相关解释。

心理如同病毒一样附着在心智上无法剥离，即使在“纯粹理性”里也始终存在一些非理性的心理执念，比如人们倾向于相信所有问题必须有答案，而且是普遍必然的答案（先验论和理性主义如此承诺）；所有事情都必须有可预期的结果，而且是个好结果（理想主义和伦理学如此预期）；一个制度必须无懈可击并且能够解决任何难题（制度决定论如此默认）；历史必须有一个终结（目的论如此设想）；世界必须消除罪恶，好人必须有好报，所有人都必须获得幸福（几乎人人如此想象）。如此等等，对完美事物的想象，都是悖论性的“完美执念”。且不说完美事物永远做不到，即使可能，也必定事与愿违地否定意义和价值。假如有了完美知识，知道了一切最后答案，或有了完美社会，再无任何不满，其悖论性的代价便是意义消散或价值消散，没有可求价值的生活等价于死亡。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完美知识、历史终结或终极道理，都必定导致意义和价值消散，由此发现，试图给出终极答案的形而上学或宗教都不是巫术的后裔（不排除有点混血或挪用）。巫术的意义就在于默认了潜无穷概念的无限开放解释，因此所有声称终极答案的思想或信念都是巫术的反叛者，都有着与魔法相反的知识论。

历史是巫术的一种变型而存神的后裔。它更换了知识模型，预测命运的方法从神秘相关性转换为粗粒化的贝叶斯概率，但历史却保留甚至强化了叙事魔法，将意义在无穷空间里展开的联想链转变为在无穷时间里展开的演化链，即一种历史的意义只有在后续效果中才成为意义，也就是说，后续即意义，未来即意义。最准确的表达还是《易经》的最后一卦“未济”，它说明需要等待的后续之势就是意义。虽然宗教与历史都有等待未来的性质，但在“等待”的概念上却有根本的意识差异。宗教设定的等待是有穷时的，最终将迎来历史终结，而历史等待的却是无穷可能性的未来。只要为历史设定了终结，这个颠覆性的基因改组就将历史变成了宗教。凡是承诺了历史终结的历史都是伪装为历史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