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气息在左鼻孔通畅时，意味着左脉活跃，连接右脑精神能量是占主导位置的；当气息在右鼻孔通畅时，意味着右脉气息活跃，连接左脑 生命能量 占主导位置。 左右鼻孔中的气息流动状态代表着副交感和 交感神经系统 的活跃状态。 如果左脉气息通畅时练习 冥想，你会犯困睡着，大脑会呈现delta脑波；如果右鼻孔气息通畅时尝试冥想，大脑会产生beta脑波，此时会发现杂乱的念头一个接一个。左脑，被称为“理性脑”，主导逻辑、语言和推理，控制着右侧肢体的运动。而右脑，则被称为“感性脑”，与情感、艺术和创造力息息相关，掌控左侧肢体的活动。

庄子学派以“成就”“真人”为乐。当然，在庄子学派的理论中说“成就”和“乐”，不免失了庄子的本意，因庄子本无谓成毁。不过，为了避免言语的过于繁琐，我仍然使用了这些看起来不太符合庄子本意的语词。作为真人，应当“如其是”，大抵来说，就是，承认关于世界的事实，而不要在“成心”之下扭曲物我的关系。譬如，我喜欢好吃的，因为没钱买，为了自我安慰而说我不喜欢。我因为长的丑而不快乐，但是为了自我安慰，就说，心灵美就足够了——然而打心底里却不这么认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从经验事实的角度来说，似乎这种扭曲会导致许多精神症状，比如焦虑、分裂、偏执、上瘾等等。在《盗跖》，盗跖对于来劝他的孔丘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这看起来很自然和真实，人就是“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大学》。多数人不仅仅讨厌不好的味道，喜欢好看的人，还想要超绝众人，求名自邀，志得意满。在各种市场竞争、体育竞赛中，大众似乎也并不会觉得这种期待有什么不好的。一个人若是弱小无能，虽然表面上大家会因为他不惹麻烦而夸他老实，但是打心底里往往会以为这人无用，因而有意无意地疏远冷漠他。对于一名青年男性而言，“生而长大，美好无双”就是更容易在心理上自足满意，而矮小丑陋，就是更容易感到困顿和苦恼。我见过许多人，实际的情况也是如此，容貌姣好而家境优越的人，就往往舒展大方，而矮小瘦弱，且背景单薄的人，就往往瑟缩紧张。这种事实在校园生活中经常发生。比如，对于大学新生而言，容貌端正的人，更容易被各种学生社团的学长学姐认可，而容貌普通的人，则更容易被冷漠对待。在一个技能竞争中，技术超绝的人，会获得最多的注意力，而技艺平庸的人，则只会获得礼貌性的鼓掌。所谓“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因此，似乎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对于多数人，获得幸福的方式就是修饰自己，锻炼自己，练习技能，让自己显得美好，让自己的技能娴熟，让自己被社会所需要，从而志得意满，“开口而笑”，所谓“长生、安体、乐意之道也”。然而，在《盗跖》的末尾和《至乐》的前半部分，以及《庄子》全书的通义中，却都又表达了“无为诚乐”的想法，或者说，更简单一点，就是不以世俗权势富贵为乐的想法。这似乎显示一种强烈的张力。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求得富贵本身的过程所带来的辛苦，往往不足以补偿富贵的结果。这是一个工具主义的解释策略。比如《列御寇》篇就讲了一个故事：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舔痔疮能赚钱的话，难道人要去舔别人的痔疮吗？那似乎也太糟糕了。这和许多版本的德性论都比较像。为了某些需求的满足而去做一些让自己情感上难以接受的事情，或者说让自己不得不去自我伪装的事情，生命体验就会比较糟糕。比如一个人不喜欢疲惫地工作，却为了赚钱而疲惫地工作。一个人不喜欢自己的伴侣，却因为父母的要求而选择了某个不喜欢的伴侣。这都是比较让上生命不愉悦的结果。当然，这里也可以有两个区分。即，这种“补偿的不平衡”可能来自于两种。一种是“量的不对等”，比如耗费10个小时工作却只能购买5小时的空闲。另外一种是质的不对等，比如为了一个喜欢程度为7的事情，做了一个厌恶程度为10 的事情。这种质的不对等都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为绝对的不对等和相对的不对等。即，绝对的不对等，指的是任何情况下做这个事情都不足以被补偿，比如舔别人痔疮的糟糕体验多少钱都不能被平衡。另外一种是，少量厌恶程度为10 的事情，可以被大量喜欢程度为7 的事情所补偿，比如，做一些简单的重复工作可能会让人感到无聊，但是倘若简单的重复工作能让人获得几百上千万，那么，也许这种无聊的工作也是值得做的。不过，虽然是值得做的，这种“损伤”是不可避免的。以上的简单讨论帮助我们区分了几个概念：l一个行动是否是值得做的；l一个行动是否是可被补偿的；l一个行动的损失是否是可被避免的。这三者并不一致。值得做的行动也许不能被补偿，也会有无可避免的损失。可被补偿的行动也许不值得做，且会有不可避免的损失。不可避免损失的行动也许是值得做的，也是可被补偿的。虽然如此，这可能仍然难以回应我们生命中的一些问题，那就是，“某个我期待的东西”，应当如何被评估是否是值得做的。实际上，我们的生命经常是模糊不清的。人们并不明确一个东西是否是值得做的，除非他做过，而一旦做过，很多时候就回不来了。接下来，让我们来到B.Contestabile 的关于哲学疗愈的讨论。因为翻译的部分太长了，我将翻译的部分放在更后面。B.Contestabile讨论了关于哲学作为疗愈痛苦方式的一种历史。从历史上而言，许多学者参与了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讨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方案。有学者主张前进，比如尼采和弗洛伊德——彰显我们的欲望和存在。而有学者则选择了后撤，比如佛陀和斯多葛学派——收束我们的欲望。然而，选择前进会永无止歇，选择后退则会压抑且焦虑。因此，实际上，在当下的个人主义的语境中，多数关于身心痛苦的讨论，已经不再预设一种特定的要求人收束欲望或者勇猛前进的方法，而是对于个体更加个性化地去处理其需求和欲望。我偶尔看一点关于精神分析的文字，我每次一看，我就发现，我的身边多了一个精神病人。在精神分析的语境中，这个世界似乎很少有正常人，人们都携带着某种“症状”，精力充沛、偏执、无谓、故作高深、过于淡泊，似乎都有某种可以追溯的历史的形成，且都生发于某种痛苦——每一种性格和反应都是对于某个痛苦的反抗和防御。人们总在追求安全，物质的安全表现为努力工作赚取收入。而精神的安全也是如此，人们努力地为自己身上添加符号，确保自己是值得称赞的，他人认可的，生命是值得过的，而不是空虚的，被贬损的，不受欢迎的。因此，当刘乐恒老师考据伯夷叔齐是不是真的君子的时候，我的看精神分析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不那么友善地来想，这可能仅仅是因为与规范性无关的某种偏执，或者对于失去名声的恐惧，而不是真的为了某个“善”——如《庄子》的某些篇章所指责的。当我的母亲表现出乐观和精力充沛的时候，我的看精神分析的阅读经验告诉我，这可能是因为某种深藏的焦虑和担忧。而在颜回的例子中，也是如此。我确实见到不那么追求世俗的富贵寿善的同学，有愿意去山区支教两年的，有不在乎拿着很低的工资的。我感到好奇的是，这种“乐趣”是值得称赞的吗？我想，不必尽然，一个人如果在比较清闲的生活状态下能够感到安适，那么，这种状态是值得称赞的。但是，“放弃追求好色”并不内在地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生活品味。个体可以通过志气欲盈而快乐，这种追求志气欲盈的过程可能会损耗人的一些天性，但也不必尽然。我们天然期待什么经常是模糊的，但这并不是关键的。关键在于以合适的方式寻求某种均衡和谐：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秋水》关于“鱼之乐”，查找相关文献，有至少六七种解读。不过，我更加欣赏的解读是，当庄子在濠梁之上看到鱼而在轻松愉悦之下随口说几句话的时候，惠子的疑问把这种轻松愉悦变成一个关于事实的说理场景，就已经失去了一个轻松愉悦的生活乐趣了。如果纯然专于说理，庄子可以与惠子进行更加精微的讨论，但是，生活的乐趣，于庄子而言，不是在桥上追求精微的真理与事实，不过是随便走走。所谓：“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列御寇》

在儒家的语境里，“知其不可而为之”并不考虑成本问题，它表达的是一种“义之所至，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庄子却考虑成本，若知其不可奈何而不安，额外付出了不少焦灼，对结果却毫无助益，而在收益不可期待的前提下，“安之若命”确实做到了成本最小化。

晋代名臣颜含就是一个典范，以数术著称的郭璞曾想为他占卜，但他拒绝了：“寿命由天定，位禄由人谋。如果你自己努力了而上天不帮你，这是命；遵循大道而不为人了解，这是性。每个人自有其性与命，犯不着占卜。”（《晋书·颜含传》）

颜含与郭璞的不同结局很有讽刺意味，“安之若命”的颜含在93岁那年自然死亡，而精于卜筮的郭璞只活到49岁就被王敦杀了。

用朱利安·罗特的话来说，颜含很明智地采取了外控点态度的心理策略。——西姆斯和鲍曼的那项调查就是基于罗特对内控点和外控点的研究。简言之，所谓内控点（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是指人们把自身行为的后果归于内因（比如性格、技能），外控点（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恰恰相反，是指人们把自身行为的后果归于外因（比如命运或他人的影响）。（Rotter, J.B.，1966）亚拉巴马州的居民显然外控水平较高，伊利诺伊州的居民则是内控水平较高。

尽管当代心理学的研究并不适宜应用在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但罗特的一个结论对我们理解庄子的“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或多或少地有一些参考价值：文化差异、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父母的养育方式是一个人形成内、外控制倾向的三个最有可能的原因，其中，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往往会有更大的外控倾向。

这一现象很适合用行为主义理论来做解释。如果你在一个气候宜人的地方种田，你很容易就会得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经验，你会相信，要想多收获，就要多耕耘，只要多耕耘，就会多收获。如果你是一名赌徒，你绝不会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内控点上只会习得五花八门的迷信行为。

塞里格曼总结出“习得性无助”的概念，认为一个人即便只是在某一个特定事件上经历过个人努力的频繁受挫，他便会把这种无助感泛化到所有的情境中去，包括那些他完全具有控制力的情境，抑郁地感觉自己只是一颗命运的棋子、一片风中的落叶。这样的人实在太多，譬如曾经抱持着社会主义梦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囚禁与流放之后，终于相信专制体制是不可推翻的了。

人为了避免或减弱认知失谐，总会给自己的行为或态度以一个“合理化”的解释，（Festinger L.&Carlsmith J.M.，1959）这就是“如果你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你就要学会改变自己的内心”这句心灵鸡汤的心理学解释之一例，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说谎的人常常也会被自己的谎言骗到。

这其实也算是一种哲学的解决方案，你处理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事实上，庄子的学说经常被人们用来解决认知失谐的问题。在庄子看来，在无可奈何的命运面前，或者应该像孔子对叶公子高的劝慰那样为所当为而无暇多虑，或者应该像申徒嘉对断脚的态度那样，坦然接受而毫无怨言。至此我们会生出一个庄子式的疑问：叶公子高之所以会被楚王委派给出使齐国的任务，一定是因为楚王相信他有这方面的才能；颜榖之所以会受聘做卫灵公太子的老师，一定是因为卫灵公相信他有这方面的才能；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才能，岂不是就没有这些烦恼了吗？

是的，与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地去做事，不如根本就没有事情找上自己。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内篇·人间世》）

山木、膏火、桂树、漆树，都是因为有用而自招砍伐与煎熬。人们都知道有用之用，而不知道无用之用呀。

具体做法：一、“不为福先，不为祸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自己都别去做肇始之人；二、“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不要主动，而要被动，言行举止都是迫于不得已而发的；三、“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抛弃智巧，一任天机；四、“不思虑，不豫谋”，不要思虑，不要预谋，因为有思虑、有预谋就意味着积极主动，这与第二点相悖；五、抛弃悲乐、喜怒、好恶之情，达到“恬淡寂漠虚无无为”的境界。

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我们一旦把一个人自以为的利益和他真正的利益做出区别，我们就会冒着打开Chares Taylor所谓的‘极权主义的威胁’之门的风险。”尽管Millner认为庄子并没有明确赞成那种自我就是自我利益的最佳决策人的想法，他认为很多人都在追求着事实上毫无价值的生活，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其实他们只是受到了习俗以及一些道德训诫的误导罢了。所以，保持开放的心灵比急于做出价值判断要重要得多。

道德苛责虽然塑造了一些越发远离人情的道德楷模，但必然也会促发更多人的作伪，而对社会来说更加危险的是：正邪不两立的思想越发严峻了，这世界越来越黑白分明，芸芸众生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道德感越纯，手中的大棒挥舞起来也就越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