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社会为什么没有被几千年社会所实践的原因

大同式的乌托邦社会式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几千的帝制时代的中士大夫却从未把大同乌托邦作为治国的基本出发点，师门推行劝农、整肃吏治、变法均田、以及实行仁政都是建立一个大同的小康太平盛世，但是在历代儒生士大夫在对社会制度的改造中，对大同乌托邦社会却呈现一种遏制现象，表现出一种高度现实主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精神”呢？

第一、儒家经典把“大同理想”界定为一个古代存在过的社会，一个大道运行、圣人在世的古代社会毕竟已经远去，随着人心不古和人的道德水平的下降作为一种自然趋势的存在，需要儒生用极大的道德努力来抗拒这种演变。大同并非某种自然过程可以自动达到的，这样的乌托邦只是作为一种超越性社会理念而存在，不太容易一下子转化为现实社会改造的目标。

第二、儒家意识形态在中国两年多年的政治实践中，具有丰富内涵的道德理想被越来越具体地等同于伦理价值，这样追求道德之完美就被规范化为达到“三纲五常”“忠孝”之类儒家伦理之理想状态。儒家伦理又是用于设计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之蓝图，道德完美主义和泛道德主义价值一旦指向现实的伦理体系，就使得追求乌托邦的大同社会的热忱和对现实社会改良结合起来，归为对现实社会实行“仁政”的“万国朝邦”盛世理想。

第三、儒家伦理中心主义和道德精英主义结构也是遏制大同乌托邦的因素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把道德伦理价值看作死高于知识和社会制度的，道德水平的提高并不因为获得知识和社会制度的改良就能达到，只有靠每个人的修养和对社会进行道德教化，乌托邦式大同社会理想追求，就必须落实到个人的道德修炼之上，在儒家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中，追求个人道德完善始终式房子第一位的，只有先做到内圣才能外王，这种把内圣看作外王和社会改造的前提，持个人主义的道德修身自然也会遏制乌托邦思想的泛滥。还有就是，在儒家传统中，一直以来存在着很强的道德精英思想，认为人很难达到道德的完美境界，虽然理论上承认人可以皆成为尧舜禹的圣人境界，但是由于个人的智力、天分和意志力的差异，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较高的道德境界。儒学实际上是一种君子之学。而君子在今天看来就是精英分子。

所以中国文化的乌托邦所蕴含的价值追求，完全被这三种文化要素引向现实的社会行动。如果这种道德文化出现整体性结构性的变动，这三种疏导和遏制乌托邦大同理想社会之价值追求因素被迫害，那么乌托邦主义就会如同被囚禁在魔瓶中的巨人，因瓶盖被打开而被释放，使得整个文化价值系统被变形，甚至出现魔化的现象。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国建国后以六亿人为对象进行的“公社”乌托邦社会试验，以及文化革命中所有人都是尧舜的道德理想主义改造，走上与现代社会乃至千年政治制度背道而驰的乌托邦道路，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磨难影响深远，也间接证明了乌托邦社会实际上只能作为一种理想社会模型而存在，并不能运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