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分得清楚什么人事物是你能影响范围以内的，什么人事物是你影响力范围以外的。然后，如果是你影响力范围以外的人事物，就不要去想，也不要去搞它，更不可以动情绪——就这么简单。

人要助人，比较好的情况是：我过得很幸福，如果你对我的幸福有兴趣，我可以分享给你听，我是为什么很幸福。这是一种健康的分享。《庄子》里面有一句话：“利泽施于万世，不为爱人”，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把你的快乐分享给别人，这样子也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且重要的是，你做这件事情很快乐，不是为了别人。

——摘自《庄子白皮书》

民智源于充分获取知识信息并正确使用逻辑，如果统治者垄断了真相，污染了信息，扭曲了因果，便足以摧毁民智，制造出大量无法理解自身命运的愚民。正是因为这个逻辑，所以从周开始到战国末年，所有的知识都是“独藏周室”，别无副本，绝不外传，普通人根本无法接触到。再到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都不过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愚民”而已，从秦到汉，基本上所有的书籍与学问知识，皆在官府，民间是严禁私学的，“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于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周朝图书馆馆长老子对当时社会充满了失望，盗取了火种写下了《道德经》，潇洒地隐退于江湖。而作为丧家犬的孔子，则愤然地面对当时糜烂的社会，盗取火种，著写《春秋》，期望通过控制现在，从而影响未来，“知我罪者，其惟《春秋》”。不管《道德经》也好，《春秋》也好，乃至汉代的《史记》也好，其实都是为了限制王权的过分膨胀的一份劝诫文，但是这些与统治者的利益是完全背离的，所以自秦以法家统治社会开始，历朝历代的皇帝皆以“外儒内法”标榜自己，用儒家粉饰自己，用法家愚民，让底层老百姓成为了皇帝获得丰功伟绩的垫脚石。当皇权开始不受约束的时候，只要皇帝不是傀儡或者傻子，都期望自己能有一份可以让历史铭记的丰功伟绩，但是这份丰功伟绩，是通过不断汲取底层老百姓的人力与物力，用底层百姓的血与生命所换来的。因为人一旦开始有抱负，有作为，必然会加剧百姓的负担，压缩社会的自由度，正如南宋郑湜说，“自古明主执权而自用者，其遗患于国火甚于庸主。”

语出《易．系辞上》：“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此哉？”来知德说：“洗心者，心之本然，圣人之心无一毫私欲，如江汉以濯之矣。 ……退藏于密者，此心未发也。

帛书版《易经》做:“佚心退藏于密”，佚：安逸不劳也，隐藏，不用心而顺自然也。放下内心的执念，顺其自然心性，真我出现，自然趋吉避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