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上古时代，部落的各种法术仪式、各种行为秩序，都是由巫觋主宰统治部落，各种自然现象、事件的发生的因果也都是由巫觋来解释，也就是人神是杂糅的，天地是不分的，所以巫觋在上古在部落占据主导地位，到颛顼帝开始，部落的整合，形成了大邑，于是就形成了各种复杂的职官系统，就把这种巫觋的职能开始分割开来，神归神，人归人，世俗的事归人管，而祈神和神交流则归巫觋管，这样巫觋就成为了国家统治下的一个管理人神沟通的部门。“绝地天通”的关键在于：“天地相分，人神不扰”，社会秩序得到维护，这是一种宗教制度和文化秩序的重建。天地不分，民神杂糅的状态，就被彻底打破。即使后世几千年的各种斗争，这种格局都没有被否定过。

所以“天人合一”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宋以后，张载和王万等人提出来的，在先秦和汉代基本上都没有天人合一的说法，当时流行的说法基本上都是“天人之分”、“天人之际”，当然董仲舒说过“天人之际，合而为一”，都是把天人分开的东西合在一起，所以董仲舒算得上是方士化的汉儒。所以中国人基本上讲的是“天人分裂”，文明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反自然的，所以说我们中国常以古文明自居，人居住在城市，牛羊被关在圈棚里，为了吃饭，树被砍了，草被烧了，自然被破坏了，怎么能认为是更接近大自然呢？

中国的“绝地通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秦始皇的大一统，可以分为三个：政治的大一统、宗教的大一统、学术文化的大一统。这个三个大一统，他只是完成政治大一统，他想让方士搞宗教、儒生搞学术，结果搞了个“焚书坑儒”，宗教和学术文化的大一统最终没有完成。但是我们说宗教和学术的大一统的前提，必须是政治的统一，这个基础他是为汉朝的统一打下了基础。2、汉武帝统一宗教和文化。宗教的大一统：封禅郊祀，兴立祠畤，这个是继承了秦始皇的封禅五岳，祭雍五畤的基础上的，创立了太一、后土和五帝为核心的大郊祀。文化的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3、王莽时期，管理文化的儒生，管理宗教的方士开始出现了斗争，儒生开始介入宗教，最终导致王莽撤销武帝诸祠，改大郊祀为小郊祀，所有的祠畤被收拢于京郊，于是开始对民间的信仰开始失控，“绝地通天”，官方和民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一直以来都是反反复复。王莽死后，国家失去对民间信仰的控制，民间信仰又恢复到自生自灭的无序状态，结果就是小教林立，借术立教，各种占卜、符水治病、荒诞不经的神仙故事，从而导致释家开始进入中国文化体系，“五斗米教”和“太平道”的成立标志中国道教的形成，从此开始，代表国家宗教的郊祀和代表民间信仰的宗教，并行而立，各得其所。所以中国的儒教和道教，方士的遗产在道教，儒生的遗产在取士，所以道教的优势在信仰，儒教的优势在政治。上古降神本来是靠巫觋，后世的“祝”、“宗”一类的官职就源于巫觋，他们负责祖神的祭祀，并从中分化出管理土地的“五官”（地官）。这种司天的“祝”、“宗”和司地的“五官”是有明确分工的，是为“民神异业”。这以后九黎破坏了这种制度，颛顼有命重、黎重新恢复；三苗再破坏，尧再恢复，并沿用到周代，成为司马氏。

——摘自《中国方术考》前言。

古往今来，人类所关注的主要哲学问题正是钱先生所说的“天命”于“人生”（“天道”和“人道”；“天道”与“性命”）的关系问题，即“天人关系”问题。从中国历史上看，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董仲舒答汉武帝策问时说，他讲的是“天人相与之际”的学问；杨雄说：“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至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也。”魏晋玄学的创始者回忆何晏说另一创始者王弼是“始可与言天人之际”的问题。唐朝的刘禹锡批评柳宗元的《天说》中的“自然之说”，他说：“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宋朝的哲学家卲雍说的更明白：“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可见中国的思想家大都把“天人关系”作为他们探讨的主要问题。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看，中国古人大多讲“天人合一”。认为研究“天命”（天道）不能不知“人生”；同样研究“人生”也不能不知“天命”。孔子儒家的学说实为“天道与性命”之学，孟子继孔子之后，他正面论述了“天人关系”，他说：“尽其心而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此论“尽心”、“知性”与“知天”为统一的内在关系。程子说得更为明白，他说：“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钱穆先生说：“中国人喜欢把‘天’合‘人’配合起来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之贡献。”为什么必须把“天”合“人”配合起来讲？我认为，这正是因为中国古人认为“天”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内在关系。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道”是可以由人来发扬光大的。孟子认为“存心”、“养性”就是“事天”，所以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朱子语类》卷十九中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 “天命” 离不开“人生”，“人生” 也离不开“天命”。盖因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命”全由“人生”来彰显。如无“人生”，“天命”则无生意、无理性、无道德，那么又如何体现其活泼泼的气象，如何“为天地立心”。“为天地立心”即是“为生民立命”，不得分割为二。故钱先生说：“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其天文观。如果 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命’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 也就是说，如果强把“人生”与“天命”分为两截，那就无法了解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摘自：汤一介，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五年第四期